西方的正朔从何而来？

按：今天偶然翻自己的備忘錄，發現了不少有趣的舊稿，不少還沒寫完的，也有一些成形的。最近人生無趣，可以整理一些舊稿防止丟失。 這篇舊稿寫於 2017 年初，原供《文派》，但是因爲某些原因導致文章被舉報、公號被暫封。今天才翻出來，以饗讀者。

中国古代皇朝新立，往往会讲“改正朔”，即调整一年中第一个新月之日（就是定立一年之首）。董仲舒甚至建立了三统说，把建哪个月为一年之首和国家统治的政治模式、政治神学联系起来，后世也有王莽、李治、武则天等因循。

我们现在所用的历法来自欧洲，那么为什么一月（或者说，雅努斯月）一日就成了一岁之始呢？古代人都曾经用什么来标记一年之首呢？本文拟略作探讨。

谈到古代地中海的历法，不得不从埃及谈起。虽然东方的巴比伦、亚述都有过历法，但当时盛行的太阴历法（指以朔望月为基准，不大考虑回归年运行周期）与后来西方历法并不相合，这里就不多介绍了。

埃及人的历法是典型的太阳历，他们把天狼星¹偕日升或者尼罗河水的首次泛滥作为岁首。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埃及，天狼星约在今历 7 月 16 日左右与日偕升，而尼罗河水的首次泛滥则往往是今历八月份。但考虑到埃及史的时间很长，古代埃及的纬度差距也很大，天狼星偕日升这个标尺并不太准。古罗马史家肯索里乌斯曾经记载了这样的时间对应：

埃及新年在尤诺月（June）25日。但一百年前，在皇帝安东尼·庇护（Antoninus Pius）和 Bruttius Praeses 第二次共同担任执政官【公元139年】时，埃及新年在尤利乌斯月（July）20 日，这一日天狼星也升起。(21.10-11)</br> -Censorius, 21.10-11

但是，埃及历法的核心并不是太阳历，而是一种农业历法，月份对他们来说不太重要，只要确定尼罗河水何时涨落、雨水何时丰枯，就足以满足广大农民种地的需求了。因此在很长时间，埃及的月份都是以「丰水季第二月」这样的称呼命名的，直到中王国时期国家逐渐强化，各种管理形式不断加强，将日期准确化的尝试才使每个月份得了一个名字。至此，埃及人有了稳定的 365 日历法，12 个月每月 30 日，岁末再加五日补齐。因为回归年（地球绕太阳一周）是 365.2422 日，埃及人每年就比地球少算了将近四分之一天，但他们把锅扔给了天象，经常说星空“变动不居”，大概是农民朋友并不太在乎一天时节到底多大吧。

马其顿人的到来带来了新的历法体系。马其顿人像其他希腊人一样，使用含闰月的阴历，这个历法很像我们中国的农历，但其置闰的方式比我们的简单不少。马其顿的每个月都以节日或神名来命名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因为每年八月十五都是中秋节，所以农历八月就可以叫中秋月；马其顿人就是这么做的。但他们似乎没有固定岁首的概念，而是固定以国王即位所在的月作为一年的头一个月，并保留原来月份的名称。今上担任国家主席是在 2013 年 3 月 14 日，如果这么算，公历 2016 年 9 月就应该是庆丰三年塞普坦月【中秋月？】，而我们现在生活的2017年1月就是庆丰三年雅努斯月【春节月？】了。这一历法直到塞琉古王国时期才把每年的开头放在钓斯月（ Dios ）1日。

马其顿人来到埃及以后，自然也带来了他们的历法，但这种纯粹的太阴历并不适合农业生产，所以广大埃及农民群众仍然使用他们的太阳历，而政府系统则往往两历并用，一些纸草文书就可能同时写着「Dios 月 16 日」和「Phaophi 月 4 日」。不过在此安居数百年的托勒密王朝，对于埃及历法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他们试图通过埃及传统祭司，颁布了著名的「卡诺佩更历」（Canope Reform） ²，为埃及历法四年置一闰日。结果埃及人民还不领情，导致很多来自乡间的纸草上仍然使用不加闰的日期，为纸草学家又加了一项工作。就这样，同样是托勒密王朝的埃及，却有了两套历法，一套集中于官方文书（因首都亚历山大里亚故而也称亚历山大历），一套则用于日常生活。

当然，就像现代社会中使用的财年、学年概念与自然年不同一样，托勒密埃及也在征税和通商时使用一套不同的财年系统。经济上的连续性要求这种财年系统有更稳定的岁首，不接纳马其顿传统的按国王即位月为岁首的模式，而用埃及冬一月或冬二月开始。

罗马人有另一套历法系统，这套历法系统的来源其实是不大明确的。传说中罗马的建城者罗慕路斯创立了一套历法，一纪年为 304 天，以春分日为岁首【一说以春分日前某日为岁首】，每30或31日为一月，分别命名为 Martius, Aprilis, Maius, Iunius, Quintilis, Sextilis, September, October, November和December 。其中从 Quintilis 到 December 分别是以拉丁文数字五至十为词根。从 December 月结束到 Martius 月开始的 51 个日子，不事农耕，大概昏头不计日子也是可以的，于是竟然没有计日。传说中的第二位王努玛（Numa）看这 51 日不好，就造了两个新月雅努斯月（Ianuarius）和菲布鲁月（Februarius）【一说 Februarius 在 Ianuarius 之前】。他又看奇数不好，就把所有的月份按照朔望月 29.53059 日，都用奇数日 29 或 31 日，只有菲布鲁月留了 28 日，并在当月设祓除节（ Februa ）来驱邪。【 Plutarch, Numa, 18.】

李维的记载则与此不同：

他首先按照月亮的运行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。由于月亮每月不满三十天，并且围太阳运转，全年少十一天，他设置闰月，如此安排年，以至第二十年，所有年期满时，天数与它们开始时太阳的同一位置相吻合。</br> -Livius, 1.19.6

这个记载简直是马其顿式历法的罗马版。罗马那时是否有这种纪年法，值得怀疑，尤其是罗马旧历不用 30 日时长，所以这个记载大概是送秦琼上汜水关。不过李维记载的置闰发确实在罗马史的很长时间使用过。玛克罗比乌斯（ Macrobius ）的《农神节》（ Saturnalia ）更为详尽地记载了共和国历法如何运行，并且被著名的《安奇奥大岁时纪》（ Fasti Antiates Maiores ）实物证明。至少在三世纪以后，闰月（ Intercalaris ）都被置于菲布鲁月的「结礼日」（ Terminalia ，玛尔斯月朔日前七天即菲布鲁月 23 日）之后，菲布鲁月剩下的五天则归于这个闰月之中。Terminalia 当日是 Terminus 神的祭礼，而 Terminus 也有“终结点”的意思，这一日很可能就是罗马旧历一年的最后时期，而相应地玛尔斯月（ Martius, March ）朔日（ Kalends ，即 1 号）就是一岁之首了。

政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需求。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每年一任，人们也就以这一年的两个执政官名字来指这一年（当 A 和 B 担任执政官那年），而执政官上任的日子就常常被当作公务年的岁首。李维曾经提到过诸多执政官上任日，但最重要的就是玛尤斯月朔日（ Maius 1）玛尔斯月的望日（ Martius 15 ）。公元前 222 年，两位出征的执政官 C. Flaminius 和 P. Furius Philus 都在玛尔斯月朔望之间回城凯旋。根据罗马的习俗，如果战争进行时将军是执政官，即使凯旋时任期已过也可以按照执政官礼庆祝凯旋式。就这样，任期本该在玛尔斯月 1 号结束的 Flaminius 和 P. Furius Philus 骑着高头大马，分别在望日前 6 天（ 9 号）和 4 天（ 11 号）享受凯旋式荣光进入罗马城。但是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（ Marcellus, 4.3-4 ），在政治斗争中这两人都迅速被解职，新执政官 Marcellus 和 Scipio Calvus 则很快上任，因此很有理由认为这两位就是在望日上任的。

到了公元前 154 年，事情又有了变化。根据 Cassiodorus 和现存的岁时纪 Fasti Praenestini ³的记载，这一年的执政官Q. Fulvius (Nobilior) 和 T. Annius (Luscus) 第一次在雅努斯月一日上任。李维作品的大纲 Periochae 47.13-14 则记载，因为一场在西班牙的暴动，153 年的执政官选举提前到了雅努斯月，这样两位 154 年的执政官就只任职 10 个月，而此后执政官就都在雅努斯月 1 日了。至于雅努斯一面向旧年一面向新年的说法，则是在此之后产生的。⁴ 自此以后，雅努斯月 1 日就成了新年首日，几乎再不改变。在公元前 67-55 年的《安奇奥大岁时纪》里，雅努斯月就在第一列。

当然没有改变大概是不可能的。恺撒就是最想改变的人之一，正如他改变了罗马无数的建筑与城市规划习俗，历法当然也要调整修改。他发现旧历法在公元前一世纪颁设闰月很不稳定（当然这主要是因为战争频仍），以致天象紊乱，礼制不安。大概是恺撒在公元前 48 年来到埃及，了解了埃及的 365 日历法（当然是卡诺配更历后），于是引入了太阳历历法，把原来 31 日和 29 日各月变成了 31 日和 30 日（不幸的菲布鲁月还是没有加日），并为此在公元前 47 年诺文月（ November ）之后又加了 67 日。学者对于加入这么多日子的目的并不确定，不过可以猜测，这样的调整目的是将天文上的冬至日与新年结合起来。按照现在的历法计算，前 46 年的雅努斯月 1 日是现在的公元前 47 年的 12 月 21 日，这和当年冬至点时间相吻合。不过恺撒的数学还是不大好，在设闰之时决定每三年在 Terminalia 日后再加一日，当然 Cassius Dio 的解释是他为了避免下一年的雅努斯月 1 日是八日一度的集市日，但这样的结果是历法平均年成了 365.3333 日，比回归年多了 0.0911 日，十一年就多出一天。不过恺撒在改革后很快就遇刺身亡，而他死亡当年，他的继承者屋大维就宣布，原来的 Quintilis 月改为以恺撒的名字 Iulius 命名。奥古斯都很快对恺撒的历法进行修正，在公元前 17 年（这一年的雅努斯月 1 日比恺撒改革时早了 3 日）开始停闰十一年（少了三个闰日），并自此以后四年一闰，加上在公元前 8 年把 Sextilis 月改称为 Augustus 月。历法的平均年就变成了 365.25 日，虽然还比回归年长了 0.0078 日，每百年要多出 0.78 日，但在当时的时代已经是相当精确了，并且还和埃及祭司历法完全吻合，埃及日和罗马日一一对应起来。这套修正后的历法就是通行西欧一千六百年的儒略历。

基督教是带来新改革的动力。在基督教时代以后，计算复活节、圣诞节和礼拜成为必需工作，而基督教七日一周的制度也取代了罗马。8 日一市。但是岁首的计算也变得复杂起来：拜占庭人使用 September 1 作为岁首【并且至今仍然由东正教会礼仪年使用】；在中世纪西欧，虽然 January 1 仍然保存“新年日”的名号，但在改换新年时，有些地方用圣诞节（ December 25 ），有些人用耶稣受洗日（ March 25 ），法国人也有用过复活节。而复活节的计算则成为了儒略历改革的动因。从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（ 325 年）到十六世纪，已经过去了一千二百多年，儒略历和回归年差出了十一天多，意识到这点的教会组织学者进行修订，并在 1582 年由教宗额我略十三世公布：为了和回归年谐和（主要是为和尼西亚大公会议时的历法谐和），1582 年 10 月 5 日到 14 日一共十天被抹去，并且每四百年取消三个闰日，这样历法的平均年长就成了 365.2425 日，精确度极大提升。但这个新历法是由天主教会推行的，因此基督教的很多非天主教会接受该历法较晚，故到了二十世纪我们都要注意历法转换问题；而且，在东方正教会和叙利亚教会等地，人们仍然使用儒略历计算节日，因此他们的圣诞节比 12 月 25 日要晚 13 天（在额我略之后又晚了三天），是 1 月 7 日。如果我们往回计算，那么奥古斯都时代的历法就要比我们早出将近 15 日，那么那年的雅努斯月 1 号就应该算是我们的 12 月 17 日了。

说了这么多，其主要目的就是说明：我们今天所过的新年，其实也不过是人为规定的一天，它在几千年前还有冬至的意义，而到了现在则不过是普通的一天罢了。当然，人们需要的一些仪式感，以及除旧迎新的历史勾销倾向，都让新年承载了更多的意味。这篇文章，本来也是想在 2017 年 1 月 1 日写成，却阴差阳错落到了这个日子，大概也是为我这个没什么仪式感的人拖延症爆发，做一个十分强词夺理的开脱吧。